在没有太多亮点的情况下，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天津谈判结束。用一句话说，就是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但在谈判代表看来，天津谈判是务实的。“至少各国代表坐在了谈判桌上。”

当然，作为年底墨西哥坎昆会议前的准备会议，不能过多指望天津谈判能取得多么惊人的成果。但谈判进展如此之缓慢，依然令人失望。作为旁观者，很难想象几千名谈判代表花了整整一周时间起早摸黑的坐在谈判桌前，竟然连一个细微的具体共识或者一个小问题都无法拍板。

没有悬念，坎昆基调已定，由“达成全面的、野心勃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转变为“一揽子平衡决定”。

对于这种转变，各方有不同解读。一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数量多达192个，取得政治共识远比达成协议重要；一说是考虑到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集团的需要，侧重点由针对单纯减排承诺，转变为向减缓、适应的全面推进。

但我的理解很简单，这种转变是妥协的真实写照。可以说，是由变革转变为和谐，流血产生维稳的过程。

天津谈判临近尾声时，与一位长期参与气候谈判的人士的对话，印证了我的这种看法。我问：“谈了20年，为什么还没有结果？”他说：“最初设想气候谈判，大家都比较单纯，想得也简单，觉得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谁也逃不过，谈判应该很容易达成协议。”

后来，“应该很容易达成协议的谈判”反而成了最不容易达成协议的谈判。

在哥本哈根，我目睹各种丑陋，算计，投机，指责，推诿轮番上演。症结就在于，这个“谁也逃不过”的问题要求各国展开减排行动，而减排量多量少直接或间接与经济发展挂钩。而一旦涉及到经济发展，就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成国际政治背景下，各国利益制衡，力量角逐的样板戏。

但应对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乎人类福祉的事情，并且气候变化程度远比我们想象中要严重。这种危机的严重性，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中有所体现。

因此，达成共识，平衡意见占据上风。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揽子平衡决定“的诞生原因。与其奢望“世界大同”式奇迹发生，不如在各国利益的底线之上，各自做出妥协让步，平衡各方得失。至少，做一点比一点不做要好得多。

后来，理想化如我，问了一个十分幼稚的问题：“这个谈判究竟何时会出现一个怎么样的结果？”这位长期参与气候谈判的人士没有明确回答我，而是用了“多哈回合”来形容气候谈判。“多哈回合八年抗战都没有结果，气候谈判很难保证不会走上一样的路。”

我对WTO谈判不甚熟悉，但也大致知道始于2001年的多哈回合其间经历谈判中止、恢复、失败的反复，至今未见曙光。虽然这种形容并不夸张，但出自主导谈判过程的参与者之口，依然令人惊讶。

作为旁观者，我很难理解，气候变化这个关乎人类生存与否的议题，变成了谈判桌上争夺厮杀的筹码。

单从气候谈判来看，这是幸，也是不幸。

幸运的是，在经历了哥本哈根式失败后，气候谈判依然继续进行，依然受到关注；不幸的是，没有人知道何时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变。所谓转变，是指各国能够跨越误解，排除分歧，抛开本国利益，完全、高效、长期的展开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2005年，《京都议定书》强制生效。气候谈判在2007年进入一个小高峰。从2007年巴厘岛气候变化会议开始，我目睹了气候谈判“红火”的这几年。巴厘岛会议上，诞生了”巴厘路线图“和行动方案。当时，我和在场很多人聊天，那时候大家都信心十足，2012年还离得很远，照这个进度，五年怎会达不成协议？

事实是，的确谈了五年，也的确没有达成协议，按中国谈判团首席谈判代表苏伟的话说，实际上没有进展。各国在减排目标上没有表示，援助资金没有着落，技术转让没有启动。

我又问：“既然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浪费这么多时间谈？各自进行减排工作难道不更好？”

这位人士笑了笑，只留下一句话，“这就是国际政治。”